这不难理解,毕竟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放眼凤阳守备太监的辖区,油水最大的就数这条运河了。每年仅此一处的进项,差不多就赶上其余全部的总和了。
虽然仇公公一直保持渊默,但跟镇远侯一样,只要坐在那里,本身就是对漕党莫大的支持了。
此外,就是七八个大商人了,他们大都是靠运河发家的。
尽管漕运的耗羡运费能加收到正粮的三四倍,但运军们还是叫苦不迭,逃亡严重。为了漕运安全,朝廷只能抚恤运军,特许漕船‘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即是说,准许漕船运载商货,而且是免税。
赵公子说,他也想要,不过是海上的。
于是漕船扮演起商船的角色,后来甚至发展到主营运货,兼营运粮,本末倒置的地步。在其数千艘漕船的恐怖运力支持下,大运河成了大明最重要的一条商业流通干线,漕运衙门也就成了大明最大的物流集团。
其实天下苦漕运久矣,天下商人亦苦漕运久矣。年复一年,运费不断上涨不说,还得额外奉送运兵漕丁孝敬,不然货物被摔摔打打,水淹遗失都是常事。
这要是海运开了,商人们能多一个南北货运的选择,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所以至少大部分行商,其实是愿意看到看这种局面的。
但在座的这些大商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坐商、行商,而是独特的漕运包商。
所谓漕运包商,就是代理漕船运力分配权的商人。
后来因为这块的利润实在太高,很快就超过了漕运本身的油水,漕运衙门干脆将运河上所有船只,全都纳入了管辖。
漕运衙门是极为霸道的,没有他们的许可,你就是自己有船,也不能打运河上过。要想得到通行权,还是得找这些包商求购。
能成为‘漕包’者,无一不是手眼通天的人物,属于漕运利益集团的核心层。想成为‘漕包’的难度,完全不亚于成为两淮总盐商。
所以哪怕是伍记车马行,这些年的生意已经做到货通南北了,却依然得老老实实,每年花费巨资,向‘漕包’求购运河通行权。
虽然这项收入大部分要上缴漕运衙门,但漕包们依然积攒了下了巨量的财富。他们又仗着‘发包权’带来的莫大权势,在运河沿岸广置产业,利益遍布通州、天津、济宁、临清、淮安、扬州等沿河的重要商业城市。
这要是运河就此被边缘化了,他们的损失可就太大了。甚至连安身立命的分包权,都会变得不值钱。这是他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这些漕包商人的头领人物姓宋,名叫宋啸鸣。方才关于江南集团的详细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甚至连这场会盟,都是在他的大力鼓动下才成行的。不然以这些官员和太监的颟顸,就算感受到海运的威胁,也不会这么快就凑一起商讨对策的。
宋啸鸣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他在漕包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大明最大的钱庄,‘恒通记’的大掌柜。
恒通记已经有百年历史,主要股东是漕运衙门和南京勋贵,漕包们也在里头有参股。
大运河贯穿大明经济最繁华的地带,恒通记背靠漕运二府,做汇兑储蓄业务,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一直却做得半死不活,而且经常爆出丑闻、名声很是狼藉。
要不是漕运衙门强制规定,运河商人所有的银钱往来,都必须从恒通记走。这家钱庄怕是早就倒闭了事了。
这一点不奇怪,就凭那帮漕运官员和勋贵,能把漕运成本提高到正粮四倍的尿性,他们能在钱庄这样一个有寡头竞争、专业性极强的行当做好了才怪。
终于在三十年前,恒通号出现严重亏损后,漕运总兵和漕运总督终于痛下决心,下血本挖了当时‘万源号’淮安分号的掌柜宋啸鸣,来掌舵恒通。
这位宋大掌柜是位杀伐决断的商业奇才。上任前他便跟股东们约法三章。
一,看自己不顺眼,随时可以撤了自己。但只要用自己一天,就必须给自己绝对的经营决策权。包括资本的运用,人员的去留,一概不能干涉。
二,股东们不能向恒通记借钱,之前的借款要转为放贷,一年内结清。一年以后随行就市、收取利息。
三,不准‘三爷’进恒通记管事儿。所谓三爷,就是股东们的‘舅爷’、‘姑爷’、‘少爷’。但凡靠掌柜经营的生意,这三种爷掺合进来总没个好。
这三条不答应,给他多少钱多少股份,他都不会趟这浑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