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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第1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时局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

外国商品的倾销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境地；鸦片输入的激增则加剧了白银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等问题。

地主、贵族、官僚则加剧了土地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

另外，从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殍遍野。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外国的侵略和天灾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绝路。

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不下上百次，几乎遍及全国。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是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场应试中落第。

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愤懑不平，决定放弃科举。

此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拟救民于水火，并开始了反清活动。

由于拜上帝会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发展很快。

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员到金田村“团营”

，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号太平天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接着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

太平军一投入战斗，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胜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

此时，太平军已由1万多人发展到20余万人。

随后太平军西征北伐，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为之震动。

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悲剧也预伏于其中了。

悲剧的根源在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理想社会，但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背后是一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心态。

它不但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还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

《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

后来太平天国仍不得不恢复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许地主收租。

同时，小农生产环境的狭隘，决定了眼界的狭隘、思想的狭隘。

太平天国攻取南京后，收敛了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开始谋求、安享富贵尊荣，其后的西征只为了给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大多数太平天国领袖在生活上日趋奢侈腐化。

太平天国政权也日益封建化，结果从天王到士兵之间实行了贵贱分明的礼制，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