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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大的裙子（第2页）

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

仁爱之心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

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

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

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

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

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

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

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多，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一则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

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

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

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

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孔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

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

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

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

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

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西，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

那是一八九九年。

她坐在卡舒贝地区①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

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①卡舒贝地区，日耳曼化的西斯拉夫人居住的、原西普鲁士西北部和波美拉尼亚东北部的地区。

直到1945年，大约有十五万人讲卡舒贝语。

这种语言是介乎波兰语和西波美拉尼亚语之间的一种方言。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

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

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

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