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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诞生戏（第2页）

①科涅夫和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著名将领。

按照我的天性，奥斯卡遇到行动的时候总是待在幕后。

白天，我多半独自一人，偶尔也让施丢特贝克陪同，为夜间行动寻找值得一搞的目标，随后让施丢特贝克或摩尔凯纳会组织实施，而我则不离开特鲁钦斯基大娘的寓所，到了深更半夜，站在卧室窗口，用比先前更具有远程效果的声音——现在我称它为奇迹武器——唱碎许多个党的办事处的底层窗户，一家印生活必需品票证的印刷厂的后院窗户，还有一次，勉强根据他们的要求，唱碎了一位参议教师私宅的厨房窗户，因为小伙子们要对他进行报复。

这时已经到了十一月。

V－1和V－2飞弹正飞向英国，而我的歌声则飞过朗富尔，沿着兴登堡大街的树林，跃过火车站、旧城和古城，造访屠夫巷和博物馆，让小伙子们闯进去，寻找木雕船艄像尼俄柏。

他们没有找到她。

隔壁屋里那位摇晃着脑袋、死死地坐在椅子上的特鲁钦斯基大娘，却跟我有某些共同之处。

奥斯卡在远程歌唱，她则在远程思念，在天上寻找她的儿子赫伯特，在前线的中间地段寻找她的儿子弗里茨。

她的大女儿古丝特，一九四四年初嫁到了莱茵兰，特鲁钦斯基大娘便在遥远的杜塞尔多夫寻找她。

她的丈夫、餐馆领班克斯特有套房子在那里，但他本人却在库尔兰，古丝特跟他一起相处并认识他总共只有短短的十四天，也即他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日子。

这是些和平的夜晚。

奥斯卡坐在特鲁钦斯基大娘的脚边，在他的鼓上敲了几段幻想曲，从瓷砖壁炉的烘烤箱里取出一只烤苹果，带着这个老太婆和小孩子吃的皱皱巴巴的果子消失在黑暗的卧室里。

他拉起防空遮光纸，把窗子打开一道缝，送出他的定向远程歌声。

他不去歌颂颤抖着的星星，银河也没有他要寻找的东西，他的目标是冬野广场，但不是电台大楼，而是那幢盒状楼，里面一个门挨一个门，全都是希特勒青年团区总部的办公室。

遇上清爽的天气，我的工作只需几分钟就完毕。

打开的窗户旁的烤苹果已不是那么热烘烘的了。

我啃着它回到特鲁钦斯基大娘和我的鼓身边，过不多久就上床，心里满有把握，在奥斯卡睡觉的时候，撒灰者自然正以耶稣的名义抢劫党的钱柜，生活资料票证，更重要的是公章、印好的表格或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名单。

我宽容为怀，让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利用伪造的证件去恣意胡闹，团伙的主要敌人是值勤巡逻处。

我允许他们随着自己的兴致去绑架对手，对被绑架者撒灰，以及——接负责此事的煤爪给取的名称——掴他们的蛋。

这些行动只是前奏而已，没有泄露我真正的计划，而我都没有直接参与，所以也无法证实下面这件事是不是撒灰者干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巡逻处两名高级官员，其中一个是人人惧怕的赫尔穆特-奈特贝格，被捆绑结实，从母牛桥上扔进莫特劳河里淹死了。

后来有人说，撒灰者团伙跟莱茵河畔科隆的薄雪草海盗①有联系，又说图赫尔荒原地区的波兰游击队影响甚至操纵我们的行动。

我，奥斯卡和团伙首领耶稣，必须以这双重身份否认有此事，这种说法纯属无中生有——

①薄雪草海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出现的德国青年武装盗匪集团。

后来，在审理我们的案子时，也有人硬说我们同七月二十日的行刺者和密谋者①有关系，因为赤膊天使的父亲，奥古斯特-封-普特卡默，跟隆美尔元帅非常接近，因而自杀。

在整个战争期间，赤膊天使仅仅匆匆见过他父亲四五次，只注意到他的军阶标志不断地更换。

直到审判我们时，这小子才听说了那起对于我们是无关紧要的军官事件，于是号啕痛哭，不知羞耻，坐在他旁边的煤爪，不得不在法官面前对他撒灰——

①指1944年行刺希特勒和密谋政变的参与者。

在我们的活动期间，成年人跟我们接触只有过一次。

几个船坞工人——正如我当即就猜到的那样，是共产党方面的——试图影响我们团伙中那些席哈乌船坞的学徒，把我们变成赤色地下运动。

学徒工并不反对。

中学生却拒绝有任何政治倾向。

空军辅助人员密斯特，那个撒灰者团伙的犬儒学派分子和理论家，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他的见解如次：“我们同各政党毫无关系。

我们进行斗争反对我们的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不论他们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

尽管密斯特讲得太夸张太过火，所有的中学生仍旧都表示同意。

这导致撒灰者团伙的分裂。

于是，席哈乌的学徒——这些孩子很能干，失去他们我感到非常可惜——成立了自己的协会，但又不顾施丢特贝克和摩尔凯纳的反对，仍旧自称是撒灰者。

在审判时——因为他们的组织跟我们的组织同时被破获——他们被指控火烧船坞区内的一艘训练用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