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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台（第6页）

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

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

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

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

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

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

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

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

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

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

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

，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

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

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

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

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

“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

马策拉特说。

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

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只好悄悄溜走。

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

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

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①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

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

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②，大胆泼辣得多。

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

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③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

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

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

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