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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第6页）

一个骗人的月份。

前线处处得胜——如果把巴尔干半岛的胜利①也说成是胜利的话——在东方②，可望得到更大的胜利。

那儿，一支庞大的军队在挺进。

铁路运输繁忙。

就连一直轻松愉快地待在巴黎的弗里茨-特鲁钦斯基，也不得不踏上方向朝东的旅途。

这次旅行不会马上停止，不该把它同前线的休假旅行混为一谈。

可是，奥斯卡却安静地坐着，面对那些光亮的明信片，逗留在温柔的、初夏的巴黎，轻轻敲着《三个年轻鼓手》，同德国占领军毫无瓜葛，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游击队会把他从塞纳河桥上推下水去。

可不是吗，我身穿平民服装，带着我的鼓，登上了艾菲尔铁塔，在塔顶，理所当然地享受远眺四野的情趣，心旷神怡。

尽管身在高处诱我起念自尽，但我还是摆脱了这种既苦又甜的念头。

待到下来以后，九十四公分高的我站在艾菲尔铁塔脚下时，我这才回头想到我的儿子已经出世了——

①指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②指入侵苏联。

在那儿，一个儿子！

我心中想。

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

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

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

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

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

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

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

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

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

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

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

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

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

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

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

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

一时不知谈什么好。

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①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

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

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

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

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